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谈谈中国科学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李约瑟之问。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李约瑟之问之所以这么有名，其实还在于这个问题内在的意义。理解了李约瑟之问，就相当于你开了中国科技教育的“天眼”。
所谓“第三只眼”就是“天眼”。“天眼”原本是佛教词汇，又称之为“智慧眼”，也称之为“天眼证智通”，按照佛家的说法，凡夫俗子若开了天眼，就是超越了大地的远近，时间的过去和未来，一切现象都能明见。我认为所谓“天眼”，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思维方式”。一个人的科学素养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他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着他的日常行为。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的疑问，也是他的临终遗言，非常沉重，不容回避。钱老去世之后，他的发问也成为中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向前看三十年，你还会发现另一个命题和“钱学森之问”同样难解，这个问题就是——“李约瑟之问”。
这两个问题之所以难解，是因为它们的答案直接抵达了中国人传统的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核心，而这两个答案又是中国人怎么样解不开的一个“死结”。那么，李约瑟究竟问了些什么？他的问题有哪些答案？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问的根本症结在哪里？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讲座中，我试图通过对李约瑟之问的溯源和追问，来探讨东西方科学思维之间的异同点。
我们首先来谈谈“李约瑟难题”的溯源。古希腊文明孕育了近代科学，从而使人类走上了一条科技之路。人类历史上，曾经辉煌灿烂过许多文明，在近代科技文明的强势进攻下，实际上这些古代文明毫无招架之力，纷纷折戟沉沙，一蹶不起。世界历史从此成为西方历史，一切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成为野蛮和落后的代名词。有一首歌曲叫做《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有一条龙，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世界上是以欧洲为中心，东方就是遥远的大欧洲人。当欧洲人对东方文化鄙夷不屑时、在经济上任意掠夺时、在主权上任意欺凌时，有着泱泱大国之称的老大中华帝国，正陷落任人宰割的悲惨沉沦之地。面对多灾多难、每况愈下的祖国，很多有识之士开始放眼世界，希望能“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出自清朝的一个大学者魏源，他写了一本书叫《海国图志》，这本书在中国是一本禁书，可是这本书确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个启蒙读物。你看中国的书，启蒙了日本，结果日本人又反过来欺负中国。其实在那时候，也有人开始反思，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接下来，我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探源。在1915 年，中国科学社诞生，创始人任鸿隽，字叔永，创始的标志就是《科学》杂志出版。在科学杂志1915 年的创刊号上，任鸿隽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科学状况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今夫吾国学术思想之历史，一退化之历史也。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知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此之不能有科学不待言矣！……周秦之问尚有曙光，继世以后乃入长夜，沉沉千年，无复平旦之望。何彼方开脱之易，而吾人启迪之难也？……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
这一段古文写得有点拗口，其实一言以蔽之，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科学的原因。其原因何在？任鸿隽先生回答道：“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并认为“尊崇古代，依赖陈言，固执成见，观念混淆”是我国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他这里所说的科学方法是指归纳法，即“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这位晚清科学秀才，曾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和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化学硕士的学位，他的答案或许与他的化学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任鸿隽先生所说的归纳法，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培根。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培根这位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探索者、倡导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把培根称作为经验归纳法，或者科学归纳法的创始人，或者说培根是近代科学哲学的创始人，主要就是因为他的逐级归纳法。培根认为这种方法才是可靠的科学认识方法，但这个新工具对于科学革命而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层面的意义，他启发人们将过去所有不假思索就接受的认识方法和判断正误的标准都要重新认识。这一点在帮助人们走出中世纪那个充满权威、不容置疑、严重桎梏人们思想近千年的时代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之后，中国科学落后的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学者探讨的一个热点。在1920 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中，他的著作提出，清代朴学的研究方法已经近似于近代科学的方法，而自然科学在中国不发达，乃是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沿袭日久，加上中国社会缺少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造成科学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之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本著作中，进一步讨论了嘉乾时期，就是乾隆嘉庆时期自然科学没有能够像考据学那样得到发展的原因。梁启超认为，主要是八股取士这样的科举制度所致。
后来，胡适大学者也沿着梁启超的思路而加以延伸发展，将清代考据的方法与西方科学方法加以比较。胡适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一丁点的科学精神。”因此，胡适先生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所谓学方法，突出以证据为前提的逻辑原则。胡适以逻辑原则为科学方法的全部，但他没有完全能够完整地理解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的全部内涵。
1922 年，化学家王琎，字季梁，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之科学思想》，文中提到“吾国学者知不知归纳法”的观点，同时也将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于政府的专制和学术的专制。但同时他还认为有两个专制造成，即政治上封建专制和学术上易经阴阳五行思想的专制。
所谓的封建专制，是指科学教育活动为皇家所操纵、控制，由此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如我国康熙之前，准确地说在我国受到西方科学影响之前，民间不得私习天文，就是你看天上的星星是一件犯罪的事，违者就有谋反之罪，必须杀头，因为这是皇家的专权，平凡的老百姓是不能看天，研究天文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天文仪器虽然世界领先，但大多没有流传下来，在制造后必须销毁图纸。因为天是神圣的，只有皇家才能研究，民间不能拥有。
所言学术专制，是指元、气、道、阴、阳五行学说铸就了中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人眼里，世间万物由气构成，气分阴阳，阴阳相互作用，引起变化万象。万物万象，又划分为五类：金、木、水、火、土。用金、木、水、火、土代之，依据排列首尾相连，相邻相生，相间相克。如此造成中国人看待万物万象均凭此产生联想，而不做深入探究，这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或者说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诞生。
与此同时，著名学者冯友兰，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由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传统哲学入手加以探讨，他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向来没有科学，因为据其自身的价值标准，她无需任何科学……中国的哲学家们不需要科学的肯定性，因为他们想要了解的是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同样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要征服的是他们自己。对他们来说，智慧的内容并非知识，其作用并非增加身外之物。”冯友兰特别强调，自汉代以后，中国就失去了征服自然的理想，并完全从外部世界撤退了，撤退得很彻底。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重人伦实用，在人心之内善于寻找幸福，而不善于到外部世界去寻找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理想，而不寻求对自然的征服。这就是中国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的原因。这一类观点，在西方颇为盛行。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2 年《中西文明的对比》一书中提出，“比较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发现中国所有的希腊也有，但我们文明中拥有的两样中国是没有的，这就是犹太教和科学……直到晚清时期受到欧洲影响，他们都没有科学和工业制度。”这是罗素对中国的一个评价。
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科学组织开始在中国出现和发展，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的热情日益高涨。竺可桢、沈锐、胡为柏、徐模、曹日昌、唐君毅、徐邦裕、朱伯康、宋炎等纷纷撰文，来探讨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但绝大多数学者都一致把中国科学的落后溯因于社会经济制度。
其实，早在国人之前，西方人早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了。最早知道中国在科学上落后的，是16 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刚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的文明程度深表惊讶。1584 年9 月13 日，利玛窦从中国广东肇庆写了一封信寄到他的国内意大利，在这封信中利玛窦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已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和月食。
利玛窦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有非常完整的道德伦理体系，哲学、文学都非常发达，在天文计算、历法、发明创造等方面都有非常出色的成就。然而当他久居中国之后，他窥见中国人的自然科学与欧洲差距甚大。到了1600 年，他在中国生活了16 年后，他在南京不无得意地表示，自己已经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知识震撼了整个中国知识界。
当时，中国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叫徐光启，他受利玛窦的影响非常深，甚至他还加入基督教的教会。他在接触了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时，将与中国传统异质的西方公理化思维方式惊为天外之学。我们之前也曾经谈过几何学原理，欧几里得给人类留下的财富，这个精神财富就是指西方的思想方式，即逻辑性，它教给人怎样用正确严密地思维方式去思想并得到正确的结果，逻辑是人类思想智慧准则的至高层次，让人的思想进入更高层次的境界。这个逻辑体系作用在于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指引思想的方向和道路，同时在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中也引导了人民的道德行为的内在秩序准则。
徐光启写了一本书《几何原本杂议》，他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炼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他下面还写了一段话：“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意思就是我离开它不行，我反驳他也不可以，删减也不可以，甚至把前后位置颠倒也不可以。他还说：“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这是一段文言文，数百年后，徐光启此话居然成真——世界文明，现代文明，本质上就是由这一系列的公理化塑造的。
与利玛窦同时代的传教士，西班牙人叫庞迪欧，现在的迪欧咖啡就来自于此。他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的科学，也不学习数学和哲学。除了修辞学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
1728 年，后来担任法兰西科学院秘书的德梅朗在给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的一封信中也明确地提出了中国落后的问题。当然，在同时代和稍后的众多欧洲思想家和科学家，也都先后谈到了中国落后的问题，比如化学家波义尔、发明微积分的莱布尼茨、卡西尼、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魁奈、狄德罗等人都对中国科学欠发达的原因进行过富有启发性的探讨。
譬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中国科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语言性质；魁奈则认为，中国人重实用传统，使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和逻辑思辨的能力；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以及缺乏众多贸易伙伴和对外贸易交流，是中国技术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英国科学界元老怀特海曾在1926 年这么说：“中国科学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毫无理由相信，中国只靠它自己曾经产生过任何科学进步。”而法国狄德罗则将所有原因归之为他所认为的东方精神，东方人追求安宁、怠惰，对成俗不敢超越，即对一般约定成俗的东西不敢超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追求，这些都表现为中国人缺乏科学探索所必需的品质。
既然这么多学者都提出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把“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样的问题，独独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呢？好了，关于李约瑟难题我们今天先开一个头，明天我们接着说。让我们一起自我迭代，终身学习，格致教育工作坊每天都在这里等着你！
讲座时间：2017 年11 月15 日
文字整理：曾宝俊、薛梦
本页共26段，5166个字符，14980 Byte(字节)